2026年9月6、7日我院索罗宁教授赴兰州参加两项学术活动。其中第一项是兰州大学阿旺嘉措教授召集的《翠英人文学术沙龙》。沙龙与会者有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东南大学王启龙教授等老师，向学术界分享自己研究的总结和最新研究成果。索罗宁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西夏新见的噶举文献》。本次报告总结西夏语现存的噶举派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西夏语冈波巴传夏译文的残片，噶举要门传承记载等材料。新见文献的部分介绍新发现的噶举派历史文献的西夏译文。该材料从内容上第一个杜松钦巴与冈波巴以及其他噶举上师交流的记载。西夏文献虽然接近杜松钦巴其他记载，但也保留部分传统记载未见的信息，可视为杜松钦巴最早的材料之一。从此观之，索罗宁介绍的文献的研究意义不限于西夏学领域，但也可视为研究藏传噶举传承过程的主要材料。

第二项目则是兰州大学“青藏人文”系列学术讲座中的《西夏佛教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学术讲座。该报告总结了西夏学术史、系统阐述西夏佛典文本研究的新成果，并讨论了部分与西夏文本研究相关的研究法问题。报告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何把西夏佛典当做研究历史信息的来源。在此索罗宁介绍所谓“语文学”的立场，说明如何能够把语言研究成果理解为历史信息，如何把西夏“微观传统”安置在汉传或藏传佛教“宏观传统”进行研究。报告中特别说明西夏材料中所见的“文献群”及其与汉传和藏传佛教宗派传播历史的关系等问题。在讨论细节问题中，索罗宁提到西夏为“华北佛教”体系的主要要素，即是西夏文献不只是代表西夏本土佛教传统，但可是为华北佛教体系的代表，并且从比较文献研究成果角度来看，此“华北体系”地理分布十分广阔：从日本到云南均可见于其相关材料。藏传佛教文献在西夏的情况也代表西夏文本可视为11-12世纪藏传“新译”时期文献。西夏藏译文献内容反映了11-12世纪的历史演变：两个主要文献群，即是噶当派和噶举派“大手印”为当时藏传佛教主流。除此外索罗宁介绍西夏宁玛派材料等内容的文献。以上佛典的研究可以视为记载历史的材料：如西夏禅宗文献内容反映在华北从辽到金的证券转变；翻译技术的变化实际代表与藏地和印度交流的扩大等。总而言之，除了其作为宗教内容之外，西夏佛典另可视为历史材料。在缺少传统历史记载情况下，如此把宗教文献视为历史文献的研究立场具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前途。

（供稿：索罗宁      初审：格格其     复审：玉海      终审：乌云毕力格）